越南：百越之南（03）越人治越_周边旅游_旅游度假

公元938年深秋，白藤江的浪涛见证了一场决定性的转折。越南豪族吴权以铁桩伏击南汉水师，挣脱千年北属枷锁，却在政权构建中暴露致命缺陷——松散的分封制终致十二使君割据，鲜血浸透红河平原。丁部领的铁腕统一与黎桓的集权改革虽短暂照亮前路，却因暴政与继承无序重陷黑暗。这段淬炼揭示真理：独立需利剑开道，而长治久安必以制度为基。

当李公蕴定都昇龙（河内），越南迎来集权制度的黄金时代。李朝仿唐宋设二十四路，陈朝创太上皇辅政制，儒佛并兴催生文庙与《大越史记》。面对蒙古铁骑，军民臂刺"杀鞑"二字，三度以毒箭火攻捍卫山河。然而，盛世暗藏危机：土地兼并吞噬六成耕地，贵族奢靡耗尽国库铜料。胡季犛的纸币改革与明朝的郡县统治，皆因无视民生轰然崩塌。

黎利蓝山起义的烽火中，淬炼出后黎朝的集权巅峰（上图为河内还剑湖）。《洪德法典》融礼法于乡约，均田制抑豪强固国本，五府军制终结将领拥兵。黎圣宗时期的十三道垂直治理，使越南首成"文献之邦"。但占城王国的覆灭警示霸权代价，而皇权僵化终引军阀裂土。

－武力建国－

公元938年深秋，白藤江口的水流裹挟着血腥气息。吴权以精妙的战术布局，在涨潮时诱使南汉水师深入埋伏区，待潮退之际以铁皮包裹的木桩刺穿敌舰，一举击溃南汉皇子刘洪操率领的精锐。白藤江之战不仅粉碎了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的控制野心，更是越南脱离千年北属历史的转折点。

次年（939年）春，吴权在螺城（今河内东英县）自立为王，建立吴朝。他迅速推行政权构建：册立王后、设置百官、制定朝仪与服色制度，甚至参照唐朝模式设立“社”级宗教组织。这些举措展现出越南本土势力首次系统化构建独立政权的野心。

然而，吴朝根基存有致命缺陷——其统治实质是豪强联盟的松散结合。吴权临终前托孤于外戚杨三哥，却埋下祸根：945年杨三哥篡位，流放吴权长子吴昌岌，控制次子吴昌文。当吴昌文兄弟在950年夺回权位时，地方豪强已形成十二股割据势力。吴昌文虽短暂统一，却在965年征讨太平村时中伏身亡，吴氏政权彻底崩解。这段历史揭示的教训极为深刻：军事胜利仅是独立的起点，若不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抑制地方豪强、确立稳定的继承制度，新生政权终将沦为内斗的祭品。

十二使君之乱（965-968年）将越南拖入深渊。华闾豪族丁部领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选择投靠势力较弱的使君陈览，借其兵力逐步壮大。他采取“分化瓦解，步步为营”的战略：通过联姻安抚吴朝宗室吴日庆，集中兵力击溃杜景硕的杜洞势力，以战象强攻剿灭阮超的西扶烈武装。当丁部领在968年扫平最后一股势力时，越南已用三年血火换来统一。

丁朝定都华闾（今宁平省，见上图），国号“大瞿越”，开启制度建设的突破性探索：筑造皇城宫殿彰显王权威严；铸造“大平兴宝”背丁字铜币推动经济自主；创立十道军制（十人伍→十伍卒→十卒旅→十旅军→十军道）实现军事集权。

位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宁平省嘉远县嘉生社的沛嵿寺（见上图）。始建于968年（丁朝），是越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沛嵿寺经改造扩建，如今已成为越南最大的宗教圣地。沛嵿寺地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的宁平省长安名胜群，有多个越南或世界之最，如重达30吨的大铜钟，105吨的释迦牟尼佛铜像和有500尊罗汉佛像的最长走廊等。

开国君主丁部领（上图为位于华闾的丁先皇像）迷信暴力统治，朝廷设油鼎烹囚、饲虎噬人，试图以恐怖威慑维持秩序。更具毁灭性的是继承制度缺失——979年，长子丁琏因嫉妒父亲偏爱幼弟丁项郎，派人暗杀储君。这场宫廷血案引发连锁反应：内侍杜释趁夜宴弑杀丁部领父子，权臣黎桓以勤王之名清洗反对势力。丁朝骤亡的悲剧证明：统一需铁血奠基，但长治久安必须平衡法治与人道，尤其需以制度化规则化解权力传承危机。

北宋的南征铁骑成为黎桓篡位的跳板。980年，宋太宗（见上图）以“讨逆”为名发兵交趾，摄政黎桓在范巨俩等将领拥戴下废黜幼主丁璿，建立前黎朝。面对危局，黎桓复制吴权战术：在白藤江以水栅阻截宋军船队，待潮汐逆转时发动火攻，全歼侯仁宝部。981年白藤江之战不仅巩固政权合法性，更迫使宋朝承认其藩属地位（993年册封“交趾郡王”）。

黎桓（见上图）的治国方略显著进阶：行政上将丁朝十道改制为路-府-州三级体系，仿宋制规范紫朱绿青四色官服品级，设立都督统筹边防、防遏使掌地方治安；经济上开凿布海口运河贯通南北贸易，铸造“天福镇宝”钱币并主动请求与宋在廉州互市；军事改革尤为关键——从平民中精选骁勇组建“天子军”（士兵黥额为记），替代豪强私兵。

然而，分封诸子政策埋下祸根：十一子裂土封王，如御北王黎龙钉据峰州、开明王黎龙铤控藤州，形成国中之国。1005年黎桓病逝，诸子展开血腥角逐：黎龙铤弑杀太子黎龙钺（中宗），又镇压御蛮王黎龙钉叛乱。这位“卧朝帝”登基后暴虐变本加厉：火烧占城战俘取乐，茅草捆缚罪犯慢焚，最终在1009年暴卒。前黎朝（其版图见上图右上角蓝色区域）的兴衰昭示：军事外交的辉煌难抵制度性缺陷，分封制必然引发继承战争，而暴君统治终将耗尽民心气数。

从吴权称王到李公蕴代黎的71年间，越南经历了三次政权更迭的淬炼。吴朝的悲剧在于空有独立之名却无集权之实，使君割据证明松散联盟无法承载国家建构；丁朝的突破是以十道军制实现武力统一，却因严刑峻法与继承无序自毁长城；前黎朝在官僚体系、货币经济、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已触及封建集权核心，却因分封制倒退引发崩解（下图为海防市涂山郡海滩）。

这段血火交织的历史提炼出三条治国铁律：中央必须通过官僚网络与常备军压制地方豪强，避免吴朝式碎片化；法治需以仁政平衡威慑，摒弃丁朝式恐怖统治；权力交接须确立嫡长继承等刚性规则，防范前黎朝式宗室内战。这些用万千生命验证的经验，最终被李公蕴汲取——当他1009年建立李朝时，推行科举、颁布《刑书》，标志着越南封建集权制度走向成熟（下图为建于10世纪的碧峒寺，位于宁平市效，有“南天第二洞”之称）。

－中央集权－

公元1009年，前黎朝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在权臣陶甘沐等人的拥戴下夺取帝位，建立李朝（1009-1225年），1010年定都昇龙（下图为河内昇龙皇城）。

李太祖（下图为位于河内的李公蕴像）即位后推行仿唐宋的中央集权制度，通过分封皇子为王镇守要地，设太尉统领军政，枢密使掌管机要，建立九品官员体系，全面改组地方行政架构。

李太祖将全国划分为二十四路，每路设安抚使、防御使等职，削弱地方将领兵权；推行佛教为国教，广建寺庙并让僧侣参政议政，如1049年修建的河内一柱寺以独柱擎天象征皇权至高无上；颁布《刑书》统一法制，建立土地国有与公社自治并行的经济体系，规定"公田"占六成、"私田"占四成的分配比例。这些举措使越南进入"政治集中、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史载当时"府库充盈，兵器完备"。

李圣宗时期（1054-1072年）文化勃兴，1070年在昇龙修建文庙（以下图片为河内文庙）祭祀孔子，成为越南儒学教育肇始；1075年开科举取士，考题以《尚书》《春秋》为本，黎文盛成为首位科举进士，标志着知识精英阶层崛起。李朝佛教艺术达到高峰，如永福省延应寺的千手观音铜像，融合占婆雕刻技法与越式审美。圣宗登基后改国号为“大越”，并成为此后越南数个朝代的国号。

对外方面，李朝前期奉行扩张政策：1021年进攻占城布政寨掠夺珍宝，1044年李太宗亲征占城并击杀其王，占领布政三州；1059年起多次侵扰宋朝边境，1075年更由大将李常杰率军攻破钦、廉、邕三州（修正原文重复的"邕邕"），实施"三光政策"屠杀数十万人。这种军事冒进在1077年招致宋朝联合占城、真腊的反击，富良江之战中越军象兵遭宋军火攻溃败，最终虽以割让广源州议和告终，但消耗了国力（下图黄色区域为1085年李朝的大致疆域）。

十二世纪后期，李朝陷入系统性衰败：土地兼并加剧，"拓刀田"现象蔓延，贵族豪强控制全国七成耕地；1208年范猷之乱引发内战，义安豪强割据自立；权臣陈嗣庆家族借机掌权，架空皇室。至李昭皇时期（1224-1225年），陈守度操纵朝政，在昭阳殿当众胁迫七岁女皇禅让给八岁陈煚，李朝灭亡。

陈朝（1225-1400年）建立后，陈太宗在权臣陈守度辅佐下强化集权。其制度创新有三：一是实行太上皇主政制，退位君主仍掌实权，确保政策延续，如太宗退位后仍主持抗蒙战争；二是近亲通婚防外戚专权，形成"陈氏血脉闭环"，如太宗娶李昭皇，圣宗娶胞姐顺天公主；三是完善官僚体系，设三公九卿统领文武百官，1242年将全国分为十二路设安抚使治理，建立"路-府-州-社"四级行政（上图为边和市镇边文庙正殿）。

经济上推行公田制与采邑制并行，王侯受封土地可达千亩，如阮蒯获封快路全境相当于县级辖区。这些制度使陈朝在十三世纪中叶达至鼎盛，科举制度（见上图：中国式殿试，为陈朝政府所参用）化催生黎文休等学者，1272年编成越南首部官修史书《越史略》（见下图），开创"以越人视角叙史"的传统。佛教禅宗与儒学并进，陈仁宗创立竹林禅派，主张"佛心即道心"，在安子山修建99座禅院。

军事上陈朝面临空前挑战。1254年，蒙古攻灭大理国（今中国云南），并计划攻灭位于东南的大越（越南陈朝），从而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见下图）。1257年蒙古首次入侵，陈太宗亲率军民利用湿热气候与地形阻击，在富良江以毒箭射杀蒙军先锋，迫使蒙军撤退。

1284年元军三路压境，占国都昇龙达九日。兴道王陈国峻（见下图）发布《檄将士文》激励军民："若失国土，先祖坟墓尽毁，妻孥为奴！"越军采用"坚壁清野、游击袭扰"战术，1285年咸子关之战由陈日燏联合宋遗民赵忠，以火攻焚毁元军粮船；1288年白藤江之战更以木桩阵困住元军战船，伏兵全歼其水师，创下三次击退蒙古帝国的奇迹。咸子关之战（1285年）与白藤江战役（1288年）并称 “陈朝抗元双璧”，是越南军事史上首次以水陆协同伏击歼灭北方强敌的典范。

此间文化彰显抗争精神，士兵臂刺"杀鞑"二字明志，李常杰《南国山河》诗传诵一时："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军事技术革新显著，云屯军械坊研制出可发射毒箭的"神机弩"。

1293年，陈英宗（见上图）登基，他在位时期，陈朝与蒙元结束了战争。在外交关系上，英宗对元朝的态度较仁宗时代有所缓和，但却与占城和哀牢（老挝）保持着敌对关系。英宗派莫挺之为使者，出使元朝。因莫挺之是陈朝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且又有良好的口才，受到了元朝的赞赏，回国后亦受陈朝的尊敬。在元越战争结束后不久，哀牢多次进犯越南的西南边境。英宗遣范五老出师，击退了哀牢的进攻。

1306年，陈英宗将玄珍公主嫁给了占城国王制旻。出于聘礼，制旻将乌、里二州赠与陈朝。陈朝以其地置顺州、化州（见上图）。

借联姻之机，陈英宗命将领陈克终在长山山脉东段险隘重修关隘，石砌城墙延绵5公里（现存残高1.2-2.5米，见上图右下角），正式命名 “海云关”，意为“海与云之关”。

此关原为占婆王国军事要塞，名为 “阿摩罗波胝关”（梵文Amaravati，意为“不朽之城”）。海云关见证了占越文明分界线的消长——从9世纪占婆要塞到14世纪越南南进堡垒，最终成为统一越南的中央关隘，如今被称为“越南第一雄关”（下图所见为1835年阮朝明命帝重建的关楼）。

一年以后，制旻逝世。根据占城王国的印度教习俗，玄珍公主应该投火殉死。但陈英宗却遣陈克终前往占城，通过欺骗的手段，迎玄珍公主归国。占城人以此事为国耻，国王制至欲进攻越南。陈英宗得知后，率惠武王陈国瑱、仁惠王陈庆馀等人，于1312年御驾亲征占城。制至战败被俘。陈英宗立制至之弟制陀阿婆粘为占城的傀儡国王，从此占越保持了和平。

十四世纪陈朝步入衰退。陈裕宗（1341-1369年，见上图）时期贵族奢侈成风，他本人沉迷酒宴"命富者入宫赌博"，导致1360年吴陛在安阜山发动"清君侧"起义。更致命的是占城国王制蓬峨的崛起：1371年占军首次攻破昇龙洗劫三日，1377年陈睿宗亲征阵亡于尸耐港，占城三度洗劫首都（下图为1380年制蓬峨统治时期占城疆域）。此时权臣黎季犛借机专权，1396年废顺宗立少帝，1400年篡位建胡朝。

文化领域同步衰微，朱文安等儒士上《七斩疏》斥奸佞遭拒，唯有辞官隐居著《四书说约》；佛教从国教沦为贵族消遣，寺院土地多被豪强侵吞，如普明寺千亩田产被陈朝宗室陈渴真强占。

在艺术科技领域，李陈时期成就斐然。李朝建筑融合自然与人文，如河内一柱寺（见上图）以石柱托于湖中，象征"水面莲花"；陈朝工艺品如东潮莲花金盒（14世纪），采用失蜡法铸造，以黄金打造32片绽放莲瓣，体现宫廷美学。

此一时期，文学呈现多元发展。李朝万行禅师《示弟子》"身如电影有还无，万木春融秋又枯"融合佛理与诗意；陈朝出现文化转折，1282年韩诠以喃文创作《祭鳄鱼文》，标志民族文字觉醒，此后出现《林泉奇遇》等喃文诗作（上图为陈朝儒学家朱文安像）。在科技方面，陈朝军匠改良火器，1390年海潮江之战用"震天雷"火铳击杀占王制蓬峨；邓路创"摇摆仪"测气象准确预测台风；邹庚将针灸医术传入越南，治愈裕宗偏瘫获封"神医"。

李陈四百年的兴衰揭示集权制度的双刃剑效应。成功在于制度化建设——李朝二十四路行政区划实现政令通达，陈朝太上皇辅政制保障权力平稳过渡；科举与史书编撰推动文化认同，使越南在蒙古入侵时凝聚"保家卫国"的集体意志。但失败根源同样深刻：李朝后期"拓刀田"现象吞噬六成耕地，自耕农破产引发流民潮；陈朝“拓刀田制”催生割据豪强，如朱县陈氏拥私兵三千抗税；过度佛教投入耗竭国库（李朝铜料七成用于铸佛致钱荒），军事扩张（如陈朝四征哀牢阵亡三万）透支民力。最终，脱离民生需求的集权制度，在吴陛起义与占城入侵的双重打击中崩塌，为后世留下"重民本而固国基"的深刻镜鉴——正如陈元旦谏言："国之于民，犹树与根，根伤则枝枯"。

－盛极而衰－

公元1400年，越南陈朝权臣胡季犛废黜幼帝自立，改国号“大虞”，史称胡朝。胡氏政权虽仅存七年，却标志着越南中古史上一个剧烈变革时代的开端。

胡季犛以“虞舜后裔”自居，推行激进改革：发行纸币取代铜钱，试图统一货币体系；重组军事制度，在多邦城构筑防御工事；营建西都清化（今清化省永禄县，上图为西都城南门遗址），强化对南方的控制。这些措施旨在效仿明朝的中央集权模式，却因操之过急引发社会动荡。尤其纸币政策缺乏准备金支持，导致经济秩序紊乱，民众怨声载道。胡氏为巩固权力，大肆屠杀陈朝宗室，更激化了统治危机。

1406年，明朝以“恢复陈氏”为名出兵（上图为明军入侵线路图）。胡军虽有象兵与堡垒优势，却在对垒中惨败。次年，胡季犛父子被俘，越南进入第四次北属时期（1407-1427年）。明成祖设交趾布政使司，将越南直接纳入郡县体系。统治策略：仿明制设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划15府36州180余县，推行黄册户籍与田赋制度。经济控制：每亩征粟五升，垄断盐铁，强征象牙、香料等资源。文化同化：建立儒学学校，颁发《四书五经》，强制易俗（如妇女改穿汉式长裙）。

然而，明朝统治存在根本缺陷：其一，官吏贪暴横行，宦官马骐掠夺珍宝激起民愤；其二，高压同化政策摧毁越南文化认同，如焚毁越南典籍，强迁学者入明；其三，经济盘剥过甚，尤以追缴陈朝旧税为甚。对比前三次北属（汉至唐，每次超百年），此次统治仅20年即崩溃，核心在于民族意识已然成熟——陈朝百年独立培育的自主意识，与明廷“不征之国”祖训的背离（上图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编的《皇明祖训》，当中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使反抗获得道德正当性。

抗明斗争以后陈朝（1407-1413年，1426-1428年）与蓝山起义为两股主线。陈艺宗次子简定帝在谟渡起兵，其侄陈季扩继位后联合豪族，以乂安山区为根据地游击作战。尽管后陈朝短暂凝聚反明力量，却因内部分裂（如邓悉父子被杀）被张辅镇压。而清化豪族黎利（上图为位于清化的黎利像）的崛起更具战略眼光：1418年以“平定王”之名起兵，初期受挫后采纳“先定乂安，再图东都”之策，逐步控制中部。1426年崒洞之战，黎利歼灭明军五万；次年支棱关阵斩明将柳升，迫使明军议和。

1428年黎利建后黎朝，开启越南“黎初盛世”。后黎朝初期的制度构建体现出深度集权智慧。土地改革：推行均田制，按爵位、军功分配公田，抑制豪强兼并。法典体系：颁布《洪德法典》（黎圣宗时期），整合儒家礼法与越南习俗，确立“礼法并重”治理模式。官僚革新：科举制度化，三年一试，增设“秀才科”选拔基层官吏；设御史台监察百官。军事控制：五府军制分掌兵权，君主直接调遣，杜绝将领拥兵自重。

黎圣宗（见上图）时期（1460-1497年）达集权巅峰。中央六部与地方十三道形成垂直管理体系；推行“乡约”强化基层控制；兴文教，建文庙，越南儒教化至此完成。但隐患已埋——过度依赖皇权导致继任者无能时体制僵化。

黎圣宗对于越南本国史相当重视，其中较重要的有圣宗于1479年下令史官吴士连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上图为其封面），这次编纂的内容始于传疑时代里的鸿庞氏，至黎太祖为止，到后黎朝的中晚期，该书再获其他史官的增补编订。在地理典籍方面，黎圣宗以前，越南未有较完善的本国地图。圣宗下令，各地官员踏勘治所内的山川险要地带，并将古今事迹，绘图详述，然后呈送户部，是为当时的全国舆图。

占城王国（上图为柬埔寨吴哥窟中的占城水手浮雕）的灭亡成为此时期关键地缘变局。15世纪前，占城凭借海贸与宗教文化（印度教）维系独立，但胡朝以降的越南南进政策使其生存空间骤缩：1402年胡汉苍夺占占洞、古垒二州，肢解北部领土。黎圣宗1471年发动灭国战争，破佛誓城，俘虏国王茶全，置广南道直接统治。

占城王国的残余部众逃亡山中，拥立槃罗茶遂为王。槃罗茶全的一个儿子斯雅帕乌林率部逃往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建立了亚齐苏丹国（见下图）；另一个儿子斯雅·因德拉·贝尔曼则逃往马来半岛南部的马六甲。大量占城人逃往国外，涌入真腊境内的磅湛省地区、老挝的占巴塞省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亚齐、爪哇和马六甲（上图为越南宁顺省首府潘朗-塔占的印度教寺庙波克朗加莱塔）。

占城衰亡根本在于结构性弱势：分散的城邦体系难以对抗越南集权国家；失去中亚海上贸易枢纽地位后经济凋敝；而越南“南进”战略获红河三角洲资源支撑。其灭亡使越南控制南海航道，却也埋下与高棉冲突的伏笔（下图为越南宁顺省首府潘朗-塔占的印度教寺庙波克朗加莱塔）。

1479年，因川圹王国（今属老挝）反叛黎氏朝廷，与澜沧王国（今属老挝）联合，侵扰越南西部边境。黎圣宗便命黎寿域等率兵，分五路从乂安、清化、兴安等地反攻，追击澜沧军队，结果得胜而回。这场战争（大越-澜沧战争）见证了越南的崛起，成为东南亚无可争议的大国，并证明了老挝澜沧王国无法保卫其领土。这很快就导致澜沧的力量消退，他们后来被纳入越南的朝贡体系。

黎圣宗的治世是越南极盛的时期，史称“四夷宾服，八极倾风，三十八年，天下安治”。然而，好景不长，盛极而衰的剧本在16世纪初上演。黎威穆帝（1505-1509年）暴虐激起兵变，襄翼帝（1516年）亦被杀，皇权崩解。军阀郑绥、陈真等割据混战，莫登庸借机掌权，最终于1527年废黜黎恭皇，终结黎初朝（下图为黎朝十五世纪时期的石榴鸣禽纹大盘）。

越南从吴权白藤江之战挣脱北属枷锁，到后黎朝前期（黎初朝）集权制度崩塌，展现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建国之路。吴朝松散分封致十二使君割据，丁朝严刑峻法失民心，前黎朝分封诸子酿继承血战——这些用鲜血验证的教训，终被李公蕴凝为昇龙城的科举与《刑书》。陈朝三抗蒙古的奇迹，印证制度力量可聚沙成塔；而土地兼并蚕食六成耕地，贵族奢靡耗尽国库铜料，则揭示脱离民生的集权终将崩解。

胡朝模仿集权失败源于忽视本土实际；后黎朝前期成功在于融合儒家制度与越南村社传统，但制度僵化后反成枷锁。明朝北属短暂印证强权需文化尊重，民族意识一旦觉醒不可逆转。占城灭亡标志越南从“红河文明”转向“两圻一体”，奠定现代疆域基础。

黎圣宗时期的治理，曾使越南首成"文献之邦"，却因皇权僵化沦为枷锁。占城覆灭虽拓疆南海，却埋下高棉冲突伏笔；莫登庸篡位终结黎初朝，实为制度失衡的必然结局。这段历史淬炼出永恒铁律：独立需利剑开道，而长治久安唯在平衡革新与传统——以官僚体系压制豪强，以法治仁政固本培元，更需在权力交接中确立刚性规则。唯有尊重文明血脉，方能在血火轮回中铸就不朽国魂。